被監禁諾貝爾獎得主納傑絲·穆罕默迪告訴安潔莉娜·裘莉伊朗人民將會獲勝

portrait of narges mohammadi

(SeaPRwire) –   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無法出席12月10日舉行的頒獎典禮。納傑絲·穆罕馬迪目前被關押在德黑蘭著名的埃文監獄,正在服滿第三次因捍衛人權而被判入獄的刑期。這位數學和物理學家喜歡唱歌和登山,她告訴我如果在任何其他國家出生,她的人生將會截然不同。但是伊朗的政治狀況不留她任何選擇,她已將全生涯奉獻給為伊朗爭取自由和平等的鬥爭。穆罕馬迪在監獄中曾遭受毆打和虐待,健康也受到影響,包括由於腦出血的後遺症。她甚至不被允許與孩子說話,或收到孩子的照片。然而,她仍堅持自己的信念。她告訴我說:「如果從頭再來,我會以更堅定和強烈的決心作出同樣的選擇。」她深信自己將親眼見證權利戰勝專制的勝利,說道:「監獄牆壁永遠無法阻擋我。」

自從穆罕馬迪獲得諾貝爾獎以來,她與外界聯繫的限制更加嚴格。我通過她的家人向她提出問題,在通話中我曾短暫與她通話,但通話很快就被中斷。以下是我們對話的一段摘錄:

我一直很想訪問伊朗,希望有一天可以成真。當你回想自己的童年時,是否有任何事情讓你想起——無論是美好或困難——可以幫助我們想像一個伊朗家庭的生活?

我出生在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在伊朗,家庭關係不僅在近親之間很緊密,對於遠親也是如此。我母親一家很活躍於政治,都很參與政治活動。我祖父是一位在當地很有名的商人。他的兒子和孫子女都參與政治,支持民主、反對專制。我們在祖母家大庭院裡玩耍。

1979年革命期間,我母親一家和我父親一家的一些成員都被監禁。這些事件直接把我童年的世界與鬥爭和抵抗的世界聯繫在一起。當時我還很小,就見證了一位姑姑的兒子和另一位姑姑的女兒(兩人都是教師)被執行死刑。我對「執行」這個詞一無所知。「酷刑」這個詞突然湧入我小孩子的心中,雖然我不明白它的含義,但感到害怕和厭惡。1980年代,許多家庭都經歷了類似的情況。然而,所有這些困難和艱辛都無法阻止我們大家庭保持快樂和勤奮。我們對未來生活的展望非常樂觀,這都要歸功於家人的教導。

我母親和姑母們都很喜歡唱歌、跳舞和拉。她們以愛、喜悅和滿足的心情撫養孩子,盡全力去做。我母親把她所有的力量、愛和關懷都分享給她的四個孩子。

許多家庭信奉宗教,但他們不認同伊斯蘭共和國代表的宗教政府概念。隨著時間的流逝和對宗教政府專制的經歷,他們開始與之疏遠,最終與之對立。

舉個例子:宗教政府允許男性同時與四個妻子結婚,並將男性視為家庭的主人。然而,在現實中,男性深知公開承認第二段婚姻將給自己帶來極壞的聲譽,甚至在社會上被污名化,被視為不道德和與伊朗文化不相容的行為。即使法律上允許歧視婦女,但這種歧視在社會中仍然不被接受。

在我上大學時,女生的數量已超過男生。女孩們得到家人,尤其是母親的支持,都前往學院和大學就讀,找到工作。

我父親非常善良、寬容和體貼。他不僅不反對我們上大學或住在學生宿舍或城市租房,甚至承擔了所有相關的費用,這筆費用並不少。在我們這個家庭和熟人中,這是常見的做法,而當時我們生活在一個省城。

我記得我母親甚至不敢穿黑色襪子,更不用說黑色衣服。她喜歡穿帶有生機和色彩的服裝。宗教政府強迫我們這個快樂母親的孩子穿暗色和黑色的外套、褲子和頭巾。伊朗家庭的價值觀與政府宣傳的價值觀不同。

專制政府向世界描述的伊朗人民和社會形象,與伊朗人民和社會的活潑、充滿活力、寬容和體貼的文化不符。儘管政府殺害、監禁和剝奪不遵守強制規定的婦女的就業和社會權利,但大多數伊朗社會反對強制穿戴面紗。儘管政府聲稱大多數伊朗人高呼「死亡美國」,但事實並非如此。

archival photo of narges mohammadi with her mother

成長過程中,你曾想過自己有可能被監禁嗎?你現在的生活是否與你當初想像的不同?

我在高中主修數學和物理,大學選擇應用物理專業。我所有的堂兄弟姐妹,無論男女,都上過大學,母親對我們的要求就是好好學習。我本打算追求物理學到博士階段。在大學期間,我也上過唱歌課。我組建了女子登山隊,當時大學裡還沒有這樣的學生組織,我們建立了獨立的學生活動組織。

我對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海森堡的「不確定性原理」這一量子力學最重要發現極為著迷,曾在光學、雷射、物理和化學實驗室裡進行罕見的實驗。當時大學決定有些學生應該從卡贊去德黑蘭參加應用物理實驗室的核物理實驗,我是第一批自願者之一。

1990年代是學生運動、婦女運動高潮的時代,也是公民社會蓬勃發展的時代。我未來學術研究的方向深受當時伊朗政治和社會動盪的影響。為學生和婦女建立機構和組織,參與新聞工作以助力公民社會的形成,對我們承擔著歷史性責任。

我對民主的熱情和責任感,不僅根植於當時流行的「公民社會」、「民主」和「人權」等概念,也深受個人經歷的影響。從小我親眼目睹過執行、監獄、酷刑以及學校、街頭和社會對婦女權利的侵犯。同我的兄弟和妹妹一起,我多次被「革命委員會」和道德警察短暫拘留。對我來說,人權就像呼吸一樣,是生存的必需品。

我一直認為,如果在歐美國家出生並有不同的生活經歷,我可能成為一名活躍於大學或實驗室的物理學家,同時也為人權和和平出力。然而,事實是我的人生道路將我引導到成為一名在伊朗社會和全球範圍內為人權事業奮鬥的人權從業者。我也曾學習過物理,一段時間從事過工程檢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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